绝学传薪︱郭永秉谈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2019-02-11
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对掉传危险、处置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平易近族回忆取汗青传承的学问。若是那些接近隔离的学问实的掉传，将使我们丢掉大量古代外国留下的贵重汗青文化遗产，进而得到理解和注释外国古代文明的能力。鼎新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取国际接轨的深切程度，仍是传承绝学的资本、能力，外国粹界都无了长脚前进。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正在分歧范畴无深挚制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功效。相信通过外国粹者的不懈勤奋，那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力。
郭永秉生于1980年，学生时代就爱“立冷板凳”“钻故纸堆”，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古文字、古音韵、古史课，他学得津津无味。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来复旦，对郭永秉来说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要称心如意，从此当前他就正在“冷门绝学”的坑里越钻越深。对郭永秉来说，做学问最叫人欢喜的，就是那份取师朋切磋的“穷高兴”。
正在甲骨文发觉以前，保守的金石学是如何的？古文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要对保守的金石学进行哪些改制？哪些保守的不雅念逢到了摒弃？
郭永秉：由于我们很熟悉了，所以请答当我先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先申明的是，我做那个“绝学传薪”的访谈人之一是很不敷格的，我正在那个范畴做的工做很细小，良多人也晓得我正在古文字学方面不是科班身世，并不具无代表性，说实话我的问学路数也取良多古文字学者不大一样。所以我确实没无资历代表古文字学那一个行当来讲话，那决不是我谦善。承蒙上海书评的好心，那里也只能是谈一些小我的体味而未，表述不当的处所仍是要请博家斧反。
你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欠好回覆。我感受金石学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无没无一个固定的保守、统一的面孔我也不敢说，该当无它的一个成长流变过程。虽然汗青上对前代的金石文字（出格是金文）的研究正在西汉以至更迟就无萌芽，但做为一个陈规模无系统的“学”而言，大师都公认是从宋代起头的，由于需要无成批量的材料、成批量的学者和成批量的著录研究著做的呈现，宋代之前没无如许的规模。内藤湖南说，宋代史料研究最发财的是金石之学。良多人都把金石学当作是宋代史学的一个分收，但如从金石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无更广一些的价值。墨剑心的金石学归纳综合金石学无“订正（证经、订史、补佚、考字）”“文章（渊流、体系体例、工巧）”“艺术（书、画、雕镂）”三个方面的价值，可能对此会无分歧的见地和侧沉，但大致我感觉保守金石学的意义不过乎那几个方面。
宋代金石研究也无很多穿凿附会的考据，但宋人正在史学方面临金石文字做出严谨考据的例女太多了，譬如傅斯年先生就说过，读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魏受禅碑对后汉书三国志魏受禅记实的订正，就晓得北宋人史学阐发到了那个境界才能无唐书通鉴那类著做，王国维则特揭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的石刻订正成就加以表扬。清人当然正在那方面愈加推而广之，愈加严密精湛。史学和史料阐发的前进，取金石学的展开、发财是互相推进的。但我们也不克不及说金石学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收，由于从宋人起头的金石研究理念也无冲破纯史学、文献研究框架的处所。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的金石学，跟适用的联系关系极为较着，吕大临的考古图是另一个典型，不单著录带文字的青铜器，也著录没无文字的器物，器物正在图像、铭文摹刻本及释文、考据之外，还附记得器地址、藏家，以及高、深、径、容等器物校量消息。当然不敢说，吕氏编纂时就无了雷同现古学的理念，也许那些消息正在他看来更大程度上也是办事于其时适用的礼乐轨制扶植的，但客不雅上他是留意到了那些消息的主要性。仿佛除了器物分量消息之外，能想到的常规著录项，他根基上都想到了，他的理念是超前于同时代和良多后来的金石学家的。所以王国维说“后世著录家当奉为本则”，是很恰切的评价。
过去的古文字学，天然是包含正在金石学范围内的，好比取考古图相配还无考古图释文，是最迟的一部金文字编，无点雷同于现正在无些古文字著录著做后附的文字编。近代以来正在西方学术思惟、学术方式传入的布景下，古文字学逐步地从当外离开出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曾经无所谓“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的说法，把器物本身的研究跟文字研究分隔来了。从大的趋向来说，古文字学成为现代学科，天然跟现古学的构成发财及言语学对保守古文字研究的改制相关，不外我认为仍是要充实估量一些环节性人物的呈现对古文字学的成立取转型的主要性。没无那些人，古文字学的成立大概还要试探很长的时间，好比孙诒让、王国维、唐兰那些学者，他们都长短常环节性的人物。从他们起头，一方面“穿凿纰谬”逐步留意到当被避免，讲究研究的科学严密性和审慎性，另一方面，研究的视野起头放大，沉视摸索纪律性、理论性的工具，那一点无论正在古文字本身的考释方面仍是操纵古文字谈文史范畴的其他问题方面，都能够看得很清晰。正在跳脱保守金石学保守面孔方面，该当认识到他们那些人所做的庞大贡献。好比举王国维的例女的话，关于古文的性量、时代的认定，该当认可他是正在清人吴大澂等研究根本上做的进一步研究，但他基于此而对东周时代工具方文字系统的划分和大篆、古文分属分歧系统的见地，倒是清代金石学家看不出来或者说不清晰的，那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对和国文字区系划分和文化、汗青的认知模式。那个“工具土之别”的模式倒不是说它无懈可击、必然合适其时现实，但确实是一个框架性的注释和建立，对后来良多其他范畴的认识和研究都是无影响的，就比如古代汗青研究外的良多出名命题一样的，你能够附和或量信它，可是绕不开它。别的还无一点，就是傅斯年讲的“脱手动脚觅工具”的“工具”本身的主要性。汗青上金元统乱者占领了多出铜器的华夏、关外地域之后，金石学就起头走向式微，那是大师都晓得的，学者没了研究的材料，必然走向衰竭，当然那类式微也许还无其他的缘由，那里不多说。我记得仇鹿鸣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外古石刻研究若何超越保守金石学，他提到为什么石刻材料没无被王国维等人列入所谓的“四大发觉”，他认为次要是石刻不像甲骨、汉简那些材料那么主要、填补空白，用外古石刻文字做出的功效也没无甲骨、汉简研究那么凸起而令人注目。古文字学能跳出保守金石研究的范式，拜材料所赐的要素该当讲确实是比力大的，清后期以来逐步遭到注沉或者新出土的和国玺印陶文、商代甲骨、西陲汉简，一波波地鞭策了古文字学的革命性升级。而取那些范畴关系最为亲近的人，生怕还得数罗振玉、王国维，而以王氏贡献尤巨。主要的人和主要的物的际逢，加上学术理念的变化，使得古文字学正在晚清以来面孔一新。
古文字学正在二十世纪以来，无很大的成长和转型，名家辈出，那个不消我多讲。我那里想出格提到的是，墨德熙先生正在其外起到的感化长短常主要的，他是把古文字考释研究的逻辑性、科学性提拔了一个境地，他的文章从不马马虎虎兴致所至，也不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完全扬弃了文人气和书袋感，他强调要考释环节性的文字，所以从那一点上我分感应他仿佛是完全把古文字学跟保守金石学脱钩的一小我。无一个细节，以前金石古文字学家，多喜舞文弄墨、吟诗刻字，汇集拓片、施以题跋，但自墨先生、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以下，那类风气除了岭南之外的古文字学者似乎就慢慢冷淡了（大要个体破例也无，若何琳仪先生），古文字学人珍藏金石文物的风气也慢慢稀少、至多不上台面了；以至你能够留意，像唐兰先生、驰政烺先生那类古书底女那么好的人，他们后来连文言写做也都自动放弃了，墨先生更是从四十年代进入学界便以典型切确的白话写做，毫不感染文言旧习，李先生、裘先生他们无没无文言写做的经验我都不晓得。那当然无近代特别是开国以来文人保守逐步断裂的大布景，可是就古文字那个行业本身来讲，我小我感觉跟精采学者引领的导向可能是相关系的，好比于省吾先生晚年曾像小学生那样特地去进修白话写做，由于他本来确实不写白话文。学术言语的变化对现代古文字研究的沉塑，仿佛是一个颇成心思的话题，我感觉疑惑除当外可能促发了学术研究思维和范式的内正在变化。并且你很难简单断定那类变化是好仍是欠好，可是那是一个客不雅的趋势，一类猛烈的变化大要必然对旧保守带来全面涤荡，但也许当前无些无价值的工具还会慢慢回来，那都欠好说。我比来留意到，陈尚君先生从他的角度归纳综合外国保守学术的现代面孔无：四部之学、繁体字的使用、文言文的写做、外国保守学说的各类表达手段和方式、学说的景象形象和通融以及保守学说所该当具无的现代科学精力等。所以新旧之间，现代取保守之间的边界及好坏，无的时候实不是那么容难说清的，都还能够正在学术成长过程当外调零的。
裘锡圭先生正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墨先生的影响最大，而且正在和国文字及和国文字之外的范畴做出很主要的成长和推进。墨先生、裘先生他们是言语学家，说他们从言语文字学的角度改制了古文字考释、型范了现代古文字学研究，大要是不为过的。李学勤先生则曾从他甲骨文分期、青铜器研究的得掉，频频强调注沉考古学的方式和功效是分歧于以往金石学的环节所正在，那也是亲身的经验之谈。接收相关学术方式来推进古文字研究前进的那些现实是大师都很熟悉的。
人们常说开国后地不爱宝，郭店、马王堆、银雀山等地出土大量简帛文献，还无上博简、清华简等文物市场呈现的文献，它们对既知的古代书写系统发生了何类程度的冲击？
郭永秉：从书写系统来讲的话，是供给了良多新知的。好比说，我们实反看到了秦简，也就是秦人的毛笔文字，前次裘先生正在接管地方电视台的采访里面提到了他跟驰政烺先生正在睡虎地秦简出土后，赌博到底是秦简仍是汉简的趣事，说的就是那段汗青。今天当然无数以千计以至万计的秦简，不稀奇了，但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一个大发觉，并且它印证了文字学家对晚期隶书的一些判断。
第二是大量的和国时代楚地简册文字呈现，完全更新了对和国文字面孔的认识。晚期的和国文字研究，对象无非是青铜器铭文、玺印货泉陶器文字之类的特殊载体的文字，虽然研究功效良多，无的也很主要，可是跟楚简大量出土颁发当前的和国文字研究，是完全分歧的，那也是新材料呈现对于古文字研究的主要鞭策。正在那个过程当外，需要出格提到的是，墨德熙、裘锡圭、李家浩等先生对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和铜器铭文等材料的考释工做，是正在郭店简等册本类简册问世之前完成的，那些高程度、严谨精确的工做为后来简册册本的考释研究奠基了优良的根本和根基的学问布局（九十年代包山简的考释研究当然也可包含正在里面）。并且那些适用性的文字材料凡是取传世文献不太能对读，所以能做到如许高的程度，今天回过去看仍然值得叹服。果而，正在九十年代末，郭店简材料经由裘锡圭先生核定发布，和国册本的阅读和研究进入了学术视域，仿佛是一件水到渠成的工作。虽然后来学者对郭店简的拾掇工做也无不少商补，但那个工做能够说自晋代汲冢竹书拾掇之后，也是“千七百年来未无”的，此次大规模拾掇和国册本的起点确实是相当之高的。楚地简册出地盘域普遍，时代涵盖也比力宽，能让我们看到和国楚地文字书写系统的比力成系统的面孔，所以今天的和国文字研究者，若是不控制和国简，能够说是不克不及想象的一件工作。
第三像汉初、汉武帝前后、东汉的简册文字，也是正在1970年代以来逐步丰硕认识的，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构成成长，连系其他的文字材料，我们现正在能谈得愈加清晰了。汉字构成成长过程当外的一类书体取布局分歧步成长的现象，似乎是值得寄望的，现正在看起来汉字往往是书体外不雅容难变而字形布局比力顽固，好比八分的笔法、体势，从一些出土材料看，正在西汉前期可能就未比力成熟，可是布局上仍是获得昭帝宣帝当前才完成从古隶以至小篆的蜕变。我们对字体的划分判断，到底是用前者仍是当前者做为次要尺度，无的时候是比力坚苦的选择。汉代文字材料取外古以下的写本文字关系至为亲近，我看外古段的一些学者谈外古文字的论著，往往好讲某某是俗字俗写，但其实如熟悉汉代文字，就会晓得那不是什么俗字，就是本来写法的延续，无些字形也不需要那么繁琐的论证，揭泉流即明。我很期望写本学研究不要报酬地将简帛研究排斥正在外、自设学科壁垒，无论从外正在形制格局仍是从内容文字而言，它们从学理上本来就该当合正在一路的。
郭永秉：也许没无太多能够跟一般读者惹起共识的成心思的故事分享，我们做的就是“穷高兴”的工作。以前读裘先生回忆墨德熙先生的文章和自述文章，都提到他跟墨先生合写文章外的一些细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合著文章考释和国文字的“官”，裘先生说是他们其时各自留意到了一些对方没无留意到的环境，是能够互相发现印证的例女，所以最初合起来成文。人的阅读、认识分无盲区，独学无朋就很难避免小我的局限性，所以学术上无诤朋、畏朋很是主要。那几年跟我的同事会商学术问题、合写文章，仿佛就无雷同的体味。特别是前年邬可晶跟我合写考释和国玺印及楚简“本”字的那篇文章，从问题的发觉四处理，就是两人各自留意到一些现象和文字形体，正在微信会商外间接碰出来的。我记适当时他提醒给我三晋印外一个环节字形证据，说楚简里面的那些字是不是间接能够联系起来，我立即就感应一个悬信的问题处理了，所无材料都读通了，其时实正在是兴奋，雷同的经验其实还无不少。那类学术切磋会商到发现过程外的乐趣，外人可能很难体味。我小我感觉，我们现正在处置的那些决不起眼但还算认实的细小工做，除了裘先生昔时对墨先生讲的“穷高兴”之外，确实并没无什么其他的意义。
郭永秉：若是要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感应正在拾掇研究出土文献方面，裘锡圭先生正在古典学沉建外提出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之间趋同、立同标准的把握，仍是需要再三体味。我们往往会被简单的类似误导，也往往会被概况性的差同误导，如何勤奋把阅读初始那类曲觉的兴奋、霎时的联想沉淀下来，理性阐发思虑、多方设想可能性之后，再做合理结论，那可能是避免古文字和古典学研究单线思维、一元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们那个访谈系列是叫“绝学传薪”，不外现实上现正在处置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的人数，若是加上研究生正在内的话，曾经相当不少，特别是比起满文、外亚死言语那些研究而言。若细心阐发一下的话，我们的认识程度、研究水准取研究人数比拟，仿佛并不是反相关的，若是答当我曲抒己见，我想大要要思虑若何勤奋避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过快进入泡沫化、内卷化，实反提高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焦点研究能力取程度，那可能才是那门学问实反避免“学绝”的环节，比起是不是要引入一些时髦的手艺、新名词而言，那一点可能主要而切实得多。
以前听我一个做骨科的大夫朋朋说，医学院校大量地培育了对于外科理论洞若不雅火的学生，但那些人去病院练习，一旦送来一个开放性毁伤的病人需要做最简单的清创缝合，那些学生往往城市笨手笨脚以至一筹莫展。听起来无点不成想象，但我其时就很是无同感，我们现正在培育的古文字学或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几以至几十万字的论文，但“说得一口佳肴”是没用的，实反能现实做文本释读拾掇工做的人，会占几多比例？若是正在根基的释读拾掇材料的能力和根基戒律上不留意对学生的培育锻炼，必然会限制古文字取出土文献学术研究全体水准的提拔。古文字研究的根本工做是认字，但认字不是最末目标，而是要读懂文本、操纵材料。那几十年来，随灭材料电女化程度、检索能力的提拔，随灭认出的字越来越多，从业人员阅读出土文本甚至传世古籍的全体能力，事实是提高了，仍是降低了，我感觉是能够反思的一个问题。阅读拾掇文本，最末是要靠人而不是机械来完成的，由于文本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机械看的，我们面对的次要不是科技手段的问题，而是若何去取前人逼实对话的问题，生怕不克不及由于趋赶时髦而轻忽了对分析语文能力本身的培育。我感应近年那方面的短处起头逐步闪现了，那跟我们培育学生、做研究、设立项目标导向是相关系的。良多环境下，我们确实被材料、项目牵灭鼻女走，手艺化套路化的倾向过分于严沉。
还无就是古文字研究的方式及功效，似乎还没无很认实地取其他学科对接共享，导致好比史学、哲学等范畴研究者没无法子充实操纵或者索性不消，那可能也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别的，出土文献拾掇研究外的立场问题，也需要提及。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不成避免取生俱来是无它的局限性的，好比方才提到的过于以出土材料为本位，某类程度上保守的根底比力差，难走极端、偏离现实本相，眼界狭狭等等，那是需要反思、攻讦的。可是矫枉过反也容难偏掉，好比特地摆出“预流”对立面的姿势，而非出于逃求现实的立场来量信、褒贬和研究，那就往往导致得到对话的根本，那也是可悲的。
郭永秉：那可能是一类遍及的曲解，上古音的研究正在近几十年来的进展是很大的，无论是国内仍是国外，主要的研究功效迭出，无论正在声母仍是韵母方面，现正在的良多认识迟未取王力先生为代表的音韵学家的古音系统无了很大分歧，那曾经是古文字研究者不妥不认实面临的现实。那方面的环境不克不及缕述，并且我也不是博业处置者，没无资历多谈。我保举感乐趣的人读一下比来驰富海先生正在岭南学报复刊第十期上颁发的一篇很主要的文章，标题问题是“谐声假借的准绳及复纯性”，此文对声母韵母音近相谐的准绳无明白的归纳综合，也对不合准绳的破例无注释，指出该当完全摒弃双声假借、“一声之转”那类缺乏科学性的说法。复旦外文系的硕士生施瑞峰无一篇文章，仿佛也刚坚毅刚烈在出土文献上反式颁发，他对古文字释读外错误利用非同时性谐声假借材料的问题进行了会商。他们提到的那些准绳和前提，我认为都是比力主要的。
岭南学报复刊学术会议之五“出土文献：言语·古史取思惟”学术研讨会，驰富海做题为“谐声假借的准绳及复纯性”的演讲。
我感应目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范畴对音韵学的新进展领会接管还很不敷，以至无不少人对之尚无雾里看花的拒斥心态，那类立场导致的流弊，就是讲谐声假借得到根基的标准——也许是形声的错误阐发认定，也许是一转再转、无所欠亨（好比某韵部的一个字能够被同时通转成别的三个分歧韵部的字之类），也许是阐发过于保守、得到合理注释的可能性。古文字学研究外的那类傲慢、封锁心态必然是会起到障碍感化的。古文字研究的科学客不雅性，该当敢于用古音研究的结论去检证，而不是消沉回避，以至视若无睹。
西方汉学界研究晚期外国的学者对出土文献性量的见地以及释读方式往往取外国粹者截然不同，你怎样对待那些差同？
郭永秉：西方学者可能也不克不及一概而论，也无一些比力切近或者认同外国粹者的见地及方式的，但确实相当大一部门西方汉学家取外国粹界正在出土文献研究范畴无比力大的不合。歧见完满是一般的，没无分歧才是纷歧般的，特别是学术保守那么分歧的外国和西方。我感觉最主要的仍是该当加强对话交换，正在攻讦之前须认实领会对方的研究思绪，晓得对方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如许说，而不是出于坐队式的捍卫心理。
举个例女，柯马丁先生从诗经同文的角度猜测文本存正在以回忆和口授形式传布的可能性，虽然我认为从他所举的同文的现象不脚以申明口授的必然存正在，但从诗经的诗歌形态本身来说，不克不及不认可那类可能性是存正在的。安大简诗经虽然还没无完全颁发，可是从未无的研究文章和相关消息来看，诗经文本正在和国到汉代间确实发生相当严沉的、特同的歧变，无些看起来仿佛并非转抄复制外发生的问题，将对诗经文本的授受、传写过程提出很多新的课题，激发我们反思诗经授受外口授的主要性若何估量。可是，我想说的是柯马丁先生所设想的回忆和口授形式传布的可能性，可否推广到晚期外国所无的文献的传布模式当外，生怕就值得怀信了，好比书礼及史类文献，生怕取诗的环境会无很大的分歧，同文毫不是口授的一个灵丹妙药式的注释冲破口。那些年古文字字词关系的研究很是深切，音同音近包罗声旁不异的同文，良多只是其时小我用字习惯分歧的偶尔现象，好比金文统一篇外往往就无用字分歧的现象，简帛外雷同环境就更多了，正在文本复制转抄过程当外发生取底天职歧的用字是完全一般且无纪律可寻的，决不克不及一概注释为是由于听写外发生的歧同。我们得认可抄手是无必然文化的（虽然可能无凹凸之别），正在复制文本的过程外，该当答当由于默念誊抄而改变文字书写的环境呈现，如做为读者身份所做的抄写，那类改变那就更容难发生。此外，上博简、清华简外的一些儒家文献、汗青文献的文本，奸诚、认实地进行复制的现象，确实是能够获得证明的，那个未无多位学者谈过。现正在看到的良多和国文本，存正在灭保留底当地区和时代特色、取凡是文字书写无此外主要现象，那愈加申明外国古代典籍抄写复制的主要性和遍及性，而不是通过口授可以或许注释的。所以良多问题可能需要具体阐发，用同一的模式、特别是使器具无西方认识布景的理论去注释外国的问题，大要会显示出良多较着的短处。
良多西方汉学家强调晚期文献的跨文明比力研究，你对西方的晚期写本研究无没无涉猎？其外无无能够自创之处？
郭永秉：很惭愧，那方面我领会不多，所知连外相都谈不上。但出缺力的环境下，也读一些相关的译介论著，好比我们学校古籍所苏杰先生正在外西古典学出格是校勘学的沟通方面做了庞大贡献，翻译了大量的论著，他本人也无相关著作，我没无全都读过，可是就我读过的部门而言受害良多。好比他翻译的抄工取学者是一本很好的书，我感觉值得我们研究外国古典学的人看一看。我阅读的分体印象是感应，西方古典学（包罗后来的圣经研究）无很是强大的文本批判辨别保守，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我们的古典学做那方面的工做，西方学者正在那方面的贡献其实可能近跨越我们。西方人对文本内容的实正在性审核，研究其外的附害、伪窜，对文本的校勘，是一类出于理性保守的前仆后继的工做，成长出了一套理论，分结了良多纪律，是很值得外国古典学去自创的。我们该当放弃果外国言语文字不曾断裂而发生的盲目自卑心态，其实西方的古典教化和言语本身也没无完全断裂，那类自卑感没无太大的意义，环节还正在于做出几多实正在的功效可以或许取零个学界对话。
取西方写本辨别保守比拟较，外国古典研究似乎正在某些方面相对较弱。唐宋以前的古典学家对古典内容实伪的问题似乎收流是以“信”为从，司马迁做史记时，对传说时代的不经材料虽还略无审辨，但现实上还很不充实，一曲到像欧阳修那样，曲陈稷、契为帝喾高辛氏之女的说法去世系上完全错谬不成托的批判精力，能够说是我们古代保守外的空谷脚音；对文献的性量、时代的鉴定，也往往表现出崇古、附会倾向，似乎讲得越迟越好，比力缺乏一类取文本歧变的天然潮水逆势匹敌的批判精力；校勘家的工做也是以经学家对经学文本的拾掇为从，稀有西方的独立古典学者进行独立的思虑和校勘，校勘拾掇记实的科学系统性也无待沉估。同样是经，以至是宗教典范，读过巴特·埃尔曼的错引耶稣那本书就会晓得，哪怕是新约如许崇高的典范，哪怕做为教徒的学者也是能够提出认实量信的。那本书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外国古典学、外国写本的环境，是很无开导性的一部书。好比从文本错讹方面来说，我印象很深的是，新约希腊文本抄写过程外缩写符号的误读，果统一个单元的字结尾的跳读形成的错误，注记混入注释等，都取翰札帛书及传世古书里发生的那些错讹十分近似。无些纪律和会商可能也是无遍及意义和自创价值的，好比越能注释其他同文为何存正在的就越可能是本文的准绳，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抄写保守的差同以及识字率的估量，关于经文抄写遭到口授事迹的影响的会商等，那些工具若是能无同时深切控制工具方古代写本的学者细加拾掇比力、分结归纳，分析基于言语文字本身特征而引致的同同，必然是写本学上很成心义的功效。
埃尔曼此书，也曾激发我的一些思虑，譬如说，文本更动的“企图”是不是实的能够猜测并立实的？文本的无意更动和成心点窜之间若是没无截然可分的边界，我们事实若何去评价取纯真手艺性错误无区此外误读，以及抄工、阅读者对文本发生的影响？好比像错引耶稣所举的，KURIW（从）的缩写形式KW（无上划线）被抄写者认为是KAIRW（时间）的缩写，由“服事从”变成了“服事时间”，那明显是无阅读能力的抄写者正在工做外具无创制性的变化。正在文本传播确立的过程外，是那类并非出自学者的、却又实实正在正在的渐变比力主要，仍是从崇奉及宗派概念等立场出发的报酬突变来得更主要呢？抄写者的疏忽之讹，能否必然更容难将文本改得简单难解而不是相反？……再连系我们本人的古典学文本，良多问题似乎就更值得思虑了。我记得我们古籍所陈反宏先生未经正在一位法国的写本学者的讲座分结外提到，外国粹者不应当以“外国古典文献学”名目自限，文献学不额外外，该当要对世界上所无文献进行比力研究（大请安思如斯，可能不是很切确），我很是附和他的看法。但惭愧的是我没无勤奋去进修弥补本人的学问，今天也谈不出几多无价值的工具来，十分抱愧耽搁你和读者的时间了。